学术研究当以有胸襟者为最上，有胸襟则自能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自成高格，自有境界。方勇先生在其《南宋遗民诗人群体研究》一书的《增订版自序》中说：“做学问且须有大格局。”方先生做学问自出手眼，胸襟宏阔，故其研究由庄子而及诸子，由诸子而及整理、编撰皇皇巨著《子藏》。然方先生并不满足于此，兹复由对有关诸子研究浩瀚的文献资料的整理，走向对诸子甚为深入的义理的阐发，以宏大的气魄与开拓者的勇气，在整体上构架“新子学”，这无疑是他研究诸子学的又一大手笔。

　　发表在2012年10月22日《光明日报》“国学”版上的《“新子学”构想》一文，是方先生有关“新子学”建构的核心纲领。在这篇文章中，方先生高屋建瓴地提出了他有关“新子学”的基本设想。全文共分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为“子学的产生发展与‘新子学’”；第二部分为“‘新子学’将扎根传统文化的沃土，以独立的姿态坦然面对西学”；第三部分为“‘新子学’将承载‘国学’真脉，促进传统思想资源的创造性转换”。在笔者看来，《“新子学”构想》第一部分讲的是有关子学发展的旧与新的问题，第二部分讲的是有关子学发展的中与西的问题，第三部分则指出子学经过历史的发展，其实已经成为“国学”的主体，也即传统文化转型为新文化的主力军。

　　在第一部分中，方先生以发展的眼光，勾勒了子学发展的历史进程，进而指出：“当子学的历史发展得以完整呈现后，其固有概念则自然而然地冲破以往陈见的束缚，重新确立起兼具历史客观性与现时创新性的概念。”学术研究总是强调继承与发展，往往有一个返本开新的问题，是故研究《红楼梦》，有“新红学”之说；研究儒学，有新儒学之说；研究仁学，有新仁学之说，如此等等。这几乎可以说是学术研究的一般规律。方先生提出“新子学”的可贵之处在于：不是一般地强调学术发展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而是有着极其强烈的现实关怀。方先生在文章中说：“从历史中走来的子学，其灵活多样的方式、鲜活的思想内容，总与丰富多彩的现实世界保持着交互相通的关系”，“过去，它（按，指诸子学）曾不断催生人们的新思维，鼓舞激励着历代仁人志士；而今，在我国改革开放逐步推进、国家实力持续提升、全球化意识不断增强而国人对子学进一步发展的意愿越来越强烈的大背景之下，子学正再一次与当下社会现实强力交融，律动出全新的生命形态——‘新子学’！”是可知方先生之构建“新子学”，决不仅仅是就学术而论学术，做死的学问，而是想从子学极为悠久的历史传统中，寻找为当下现实服务的宝贵的鲜活的思想资源。这实体现了一位杰出的学者从事学术研究所具有的令人钦佩的时代使命感。

　　方先生对有关子学发展的中与西的问题也作了很好的阐述。时代不同了，中国当下几乎所有的学术研究，都会面临一个中与西的问题，即中国学术与西方学术之间关系的问题。子学的发展自然不能例外。子学诚然是中国固有的学术，但不可否认的是，它如同中国其他富有思想的学术那样，同样具有普世的价值。在一个世界开放的时代，研究具有普世价值的学术，如果仅仅局限在中国传统的学术视野里，我们自然不能更好地阐发它的价值。唯有用世界学术的眼光与胸襟，我们才能避免卑处一隅而鲜观衢路的境地。不过，所谓用世界学术的眼光，并不是仅仅以西释中，唯西方马首是瞻，而是如方先生所说，在深入开掘诸子学自身内涵的过程中，不忘取西学之所长，以补自身之不足，即将西学作为可以攻错的他山之石，由是坦然面对西学。“中国学术既不必屈从于西学，亦不必视之为洪水猛兽，而应根植于中国历史文化的丰厚沃土，坦然面对西学的纷繁景象。”方先生如此掷地有声地阐述中西学术研究之间的关系，不仅仅是“新子学”研究所应取的态度，其实也是当下一切学术研究所应取的科学的态度。

　　从宏观的角度看，子学诚然也是“国学”的一部分。建构“新子学”，毫无疑问必须恰切地处理好“新子学”与“国学”之间的关系。《“新子学”构想》一文第三部分，方先生深察古今，俯瞰百代，深刻地指出随着近代学术的日益发展，尤其是通过“五四”以来子学与“西学”之间起承转合的变化发展，子学早已经使自身成为“国学”发展的主导力量，即“国学”的主体。惟是之故，在新的时代，“新子学”一定能承载“国学”真脉，促进传统思想资源的创造性转换。概乎言之，方先生始终站在子学发展的时代制高点上，思考子学发展的新方向，这在相当程度上，也是在思考中国文化的未来走向。

　　“我们必将以更为开放的心态，使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与西方科学理念得到完美结合，并转生为当今社会的精神智慧之源，最终发展出民族性与世界性兼备的新国学。”我们坚信，方先生对“新子学”的这一构想，经过不懈的努力，一定会成为现实。

　　（作者单位：杭州师范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与文献研究中心）